张茜:王晓华教授,您是中国著名生态学者,早在 1993 年就发表了《中国生态主宣言》。从生态主角度,您从疫情反思到哪些问题?
王晓华:在《中国生态主宣言》中,我就曾经调:在地球已经缩小为一个村庄的时代,人类如果再盲目而任性地生活,结局必然是毁灭性的。从根本上说,这次疫情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,更是一次生态危机。疫情主要出现于文明与自然的交织地带,扩展于人类已有抗体失效之处。在追根溯源时,人们发现不恰当的动物接触是产生疫情的重要原因。在常规疫情获得遏制之后,造成流行病的动物仅仅栖居在地球上的特定地带,而非到处都是。它们基本上处于野生状态,或者生活于远离人类的深山老林之中,或者栖居于城市的边缘。如果人类不闯入它们的领地,非常规疫情就可能不会出现。正是由于人类试图享用已经边缘化的生命,正是由于它们最后的栖居地受到威胁,它们身上的病毒才成为人类危机的源头。从这个角度看,对抗危机的根本方式是倡导生态道德。有道德的生活方式首先意味最基本的允诺:不随意越界。尊重自然的最好方式是“让其存在”(let it be)。这似乎已经是老生常谈,但道出了地球村时代的生存法则。人类的归人类,野生动物的归野生动物。这可能是我们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。
张茜:王治河老师,您是中国著名后现代哲学专家,您和樊美筠老师 2011 年出版的《第二次蒙》一书明确将“第二次蒙”视为“生态蒙”,从建设性后现代主和第二次蒙的视野看,您从疫情中反思到哪些问题?
王治河:后现代讲“尊重他者”,这也是第二次蒙的核心价值观,这与第一次蒙所标举的“高扬自我”形成鲜明的对照。需要指出的是,第二次蒙所讲的“他者”既包括他人特别是边缘、弱势族群、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,也包括自然特别是自然界的山川草木和一切有情众生。它调每一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,没有一个生命是允许被鄙视的,因此之故,它拒绝第一次蒙所秉持的“对自然的帝国主态度”,高扬生态意识,主张对宇宙间的一切有情众生温情以待。所谓“生态意识”就是意识到人类“作为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”,是宇宙开放过程的一部分, “与恒星,微风,岩石,土壤,植物,动物有内在的联系。” 人与自然是个命运共同体,他们休戚与共,一损俱损,
一俱。
从这一种立场出发,我们不难看出人类中心主的虚妄。面对小小病毒的攻城拔寨,所向披靡,人类的狂妄自大暴露了自己的可笑。不过人类中心主与个人中心主有内在得联系,在某种意上可以说人类中心主不过是个人中心主的放大版。因此,此次疫情将促使我们不仅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,摆正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,而且促使我们深刻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矫正我们和他人的关系。
张茜:武封城,人们日常的吃喝成了问题,武人的生活成本剧增,生活便利性骤降,一个多月连家门都出不了;被送往医院救治的非冠患者,多是依靠自身的免疫力药而愈……您对这些有什么看法?
王晓华:在疫情爆发的时刻,我们暴露出了自己的脆弱品格。从生态文化的角度看,这揭露了三个层面的事实:其一,人类都是短暂、有限、脆弱的肉身性存在,都能感受痛苦,都随时会抵达生命的大限;其二,真正的生态关怀不仅仅是保护动物,而且应该聚焦人文关怀(尤其是底层关怀);其三,体验窘境的人们并非是完全辜的,相反,他/她对其当下的处境负有责任。
王治河:疫情过后,恐怕我们要考虑以大城市为基调、以“城进农退”为特征的西式城市化模式是否真的适应我国?这次要不是我们的举国体制,要不是疫情只集中在武爆发,光供应武这种上千万人口大城市的吃喝都是问题。如果国家的政策到位,人们的意识到位,国家的乡村振兴的战略应该不失为一条明路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柯布博士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,因为中国的乡村还在,还有亿万农民,如果能把大的乡村建设成“诗意的栖居地”,不仅有助于化解长期困扰朝野的城乡对立,而且有助于增了中国的生态坚韧性,一旦大的生态难来临,就有了阔的回旋空间。从这次疫情中农村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远远地低于城市,我们不难获得某种发。乡间清新的空气,有机农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疑也有助益提升人体的免疫力。我常跟自己的学生讲,要善待自己农村的亲友,将来真有生态难,农村是可以保命活人的地方。
张茜:公众目前关注的重心集中于问责、救治上,您认为我们的盲区是什么?更为紧迫的是什么?
王晓华:恰如前面所说,这次疫情主要被当作一次公共卫生事件,人们关注的重心是社会治理问题。现在看来,相关言说存在巨大的盲点,甚至忽略了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。在提高公共治理水平的同时,更紧迫之事是倡导生态道德。
王治河:问责是必要的,对官僚主的讨伐也是应该的,这些疑有助于避免悲剧重演。但如果仅仅满足于撤掉几个尸位素餐的庸官、懒官则是危险的。因为这会遮蔽此次疫情的本质,导致人们忽略此次疫情的真正原因。
张茜:您认为造成这次疫情爆发的被忽视了的原因有哪些?
王晓华:我觉得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文化的双面性:虽然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似乎符合当下的生态准则,但它也会造就另一种人类中心论。在由此形成的坐标系中,宇宙被当作一个巨大的身体,被理解为相互滋补的活物。按照这种逻辑,自然万物都是为人的滋补而存在的,其意就在于化人体的某种机能。由于与人相似,动物成了主要的牺牲品,它们的肾、心、胆、肝、生殖器官都被抽象化为不同的滋补力量。这种根的想象是危机的起源。事实上,过于复杂的食谱有百害而一益。除了增加风险外,它不会引发别的结果。现在,公众和管理者都达成了一个共识:应该禁止食用野生动物。这是觉醒的标志。
王治河:在我看来,此次疫情其实是一种生态危机,一场生态难。是人类长期扭曲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。为什么要把此次疫情当作生态危机来看待呢?因为正像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所说:“如果不把危机当作危机来对待,我们就不能解它。”如果你仅仅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肺炎或病毒来看待,你只会用医学的办法对待它,将主要精力用在发明新型疫苗上。下次再来一个,就再发明一种疫苗,从而陷入短视思维,陷入头疼医头,脚疼医脚的恶性循环。结果必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,不仅自己陷入极大的被动,也给更多的生命带来更多的伤害。我这里丝毫没有贬低专家的意思。但现代的教育体制和现代的学科分类,导致每个专家的知识面过窄也是个不争的事实。这就有一个忽视事物普遍联系的问题。而按照过程哲学一切存在都是关系的存在,一切存在都是“互在”。在这方面专家的短板就显露出来了。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莱因哈特(Uwe E. Reinhardt)要改行教韩剧吧。在他看来,“世界经济几近崩溃,证明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其实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,我因此感到深深的羞愧,法继续再教多年来我一直从事的经济学。所以我定改教现代韩剧。”
而将疫情当作一种生态危机来看待,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路,一种后现代思维,这是一种有机的系统的思路,一种综合性的高瞻远瞩的视野。从这一种视野出发你就不会把疫情仅仅看作是医学问题,它也是政治问题、经济问题、哲学问题、伦理问题和心理问题。因此就需要多管齐下,人人参与,就需要深刻反思我们的思维方式、发展模式、生产方式、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。不论是当政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充分意识到:环保是最大的民生,生态文明才是最大的政治。因为金项链可以不带,马可以不开,Iphone 可以不用,但空气你不能不吸,水你不能不喝,命你不能不要。